当中国能制造全球大部分工业产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制造规模主导全球工业品规模时候，中国被称呼为“世界工厂”；当我们在巨大的工业制造规模的基础上能创造出自己的创新性的产品的时候，有舆论用“中国创造”来表述我们的工业；当互联技术被大量应用于我们工业的时候，中国工业又被指称为“中国智造”。实际上这些概念只是从制造规模或者是生产的形态上反映中国的工业，它们并没有从全球工业发展历史的维度来重新定义和定位我们今天的中国工业。
从表面看，中国今天的工业规模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迁移的结果。工业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到苏联，从欧洲到北美，直到上个世纪末几乎从所有的发达工业国集中向中国转移，这是工业向东西两个方向迁移的汇聚，当然这也是发达经济体的愿望，那就是让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工业的一个巨型的“附件”，这个“附件”就是执行发达国家工业外包的低成本替代的角色，也就是中国的工业只扮演一个低成本环节的加工职能，这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真正内涵。
但是，我们的工业战略显然不仅仅是迎接全球工业的低成本转移和集聚，中国的工业战略是培育自己全面的工业布局和极具纵深的产业结构，我们看到的在高铁、航空、航天、核电、电子等等诸多产业所迸发出的领先世界的科技与产品，就是中国工业久远笃定的工业战略在今天的体现。
中国今天巨大的工业规模和创新能力对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工业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庞大的工业体量已经使中国真正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地进入调动并使用全球工业生产要素的时代，这是当下时代最重要的工业现实。
美国的工业理论界正在激辩大规模工业外包和创新的关系。它们正在取得的共识是：外包会对本国工业创新带来损失，让工业回撤并使其与创新体系紧密结合是强化本国工业的正确道路。我们看到的美国再工业化并不能单纯从大规模的机器换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是美国强化本国工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的步骤。
工业4.0路径的提出与其说是工业对数字化的拥抱，还不如说是德国从创新与成本两个维度来重塑德国的工业堤坝，德国的新工业战略是主导全球工业装备，就像其手中的汽车工业一样，硬件在应用者手里，衍生的服务却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其工业信息化的部分更像是某种工业胶剂或者是某种工业语言，让工业装备牢牢地粘贴在这些统括性的范畴内，这大概是让德国在新开始的世纪仍然保留工业化强国身份的巧妙的竞争方式。
发达经济体工业的再国家化让国家的工业政策重新回到工业保守主义，全球工业力量面临着真正的再平衡的压力。在中国工业力量的强力竞争之下，全球的工业上游资源、知识创新体系、市场准入等诸多对工业有决定性的经济力量正在从相对的单极主导的状态下被开放出来，全球互联技术正在走向全范围互联的可能，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和互联技术成为塑造新的工业地缘力量版图的潜在动力，所以，对工业的保护绝对不是退守到黑屋子里就能实现的。
全球工业从传统发达经济体中出走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借助工业上游资源、全球创新体系和全球市场准入的开放而重塑一支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工业力量，恰恰相反，如若战略应对失误，这三个维度将重新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发展的陷阱，当然互联技术也是一样的，它不是当然的馅饼仍然是个以馅饼为外装的天大陷阱。
工业保守主义的结果有二：一是让国家工业力量陷入旧有工业支撑要素的争夺之中而不能自拔；二是让工业进入到对通讯技术的生吞活剥式的应用之中而纠缠不清，并且还以为自己已经握住趋势的风向。也就是说未来工业的再平衡不是解决旧有工业力量的国别的空间分布，它要解决的是新的工业能力的创生。工业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工业竞争将是工业强国所集合的智能工业机器人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竞争，这实际上是个非常幼稚的论断。
从通讯的视角看，人类工业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工业4.0时代，我们的工业刚刚走出电话时代，互联网并没有给工业带来质变，我们也没有对互联网带来什么真正精致的工业礼物，物联网技术的来临，扩大了通讯的终极边界，人类将迎来最大的通讯密度，对工业来说，前所未有的创新主体的涌现将成为新工业所遭逢的最大难题，也就是说，如何以通讯密度为中心去组织新的创新主体和传统工业的支撑要素是创生新的国家工业竞争力的根本。
海尔的张瑞敏先生最近高声呼吁，要扭转工业管理模式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创造出属于中国的领先全球的组织管理模式，这不是一个企业的个体行为，这让我们想起爱因斯坦把人类的物理认知从一个世界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所带来的震撼。
从海尔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不是一个重新发明管理工具的微观管理活动，而是一个追寻探究下一个时代工业的根本运行逻辑的宏观活动，是对新工业本体的发觉和发掘，并在全球独一无二地呈现出以通讯密度为中心去组织新的创新主体和传统工业的支撑要素的朝向，它在工业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超过了德国与美国面向未来的工业试验，从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参与海尔管理试验的实践进程的规模来看，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业文化运动，这种大范围的工业文化运动正在重组和重塑中国工业的能力行为和社会行为，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工业大地上快速升起。
